资本主义各阶段与建筑风格
The Stages of Capitalism and the Styles of Architecture
Patrik Schumacher, London 2016
Published in: ASA web-magazine
Contents:
目录
作为建筑学科的前沿研究者，我们应该通过理论阐述和实践案例来取得学科内的权限和信心从而引导学科的发展。同时，建筑学作为一个以理论为引导、实践为核心的学科，理论研究虽然抽象，但却是一个可以容纳学科内部争议和演进的不可或缺的领域。然而，为防止自我阻碍，任何一个需要更新的领域，都需要通过分享前瞻性理论，从而在学科的范畴内去建立协调一致的影响。因此，任何可能成为的这个领域的领导者或者主角，都必须有意识地去寻找潜在的前沿理论。也就是说，这个元语言应该建立在无可争议的出发点上。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它未来也不会产生争议：因此建筑学理论有着试图去囊括所有建立在社会理论之上的责任。我们并不希求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实践者能够发展他们自身的原创社会理念，建筑师应当充分地抓住当代的社会学理论，从而促使他们有效地识别一个与之相关的理论框架。反而言之，这也允许我们建构和更新学科在社会的功效性，并且能够更有责任地融入社会总体的发展轨道与期望中。首先，我认为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社会学理论系统是一个相关并且全面的社会学理论。通过辨析其理论系统，该社会学理论更好地辅助我建立了一个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建筑学理论框架。另外，我提出“建筑学的自组织系统” 的论述，明确地建立在卢曼的理论的系统之上。然而，面对当代更加复杂的社会状况、挑战和机会，我需要去构思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学理论融入进我的辩论当中，即将马克思主义的“后福特主义”论述和建立在奥地利政治经济学派基础上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政治理论。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Revisited: Embrac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Architecture
重温建筑与政治： 接受政治化的建筑学
如今，当政治与道德问题被提及于各个学术会议、建筑院校及双年展的讨论中，也许建筑与政治的关系需要重新的理解和说明。此外，政治和道德问题甚至在建筑评论界和建筑奖项评选中也占据了主要位置。此现象之所以受到质疑，在于它可能威胁我们的学科，并且使其陷入困境，对我们的专业能力施加额外的负担，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于真正社会责任的判断。尽管对此存疑，我依旧认为参与到这个逐渐政治化的辩论中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相较于此前2012年的理论著作《建筑学的自组织系统》中第二卷的第九部分：“建筑与政治”中的立场，我的话语策略已经产生了转变。在此之前，加之我在2012年出版时的立场，我尽量避免了直接实质性地参与进建筑界的有关政治的辩论中去（虽然在此外的其余地方我倒是逐渐参与到这样的政治辩论中去）。在理论阐述与规范性立场中，我始终遵从从建筑的规范性、可行性和专业性出发的原则。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立场无改变的前提下，我对于理论前提中获得的战略性结论及发展以总结并修正。因为在我们所处的历史节点上，我与站在反资本主义立场尝试政治化建筑的人辩论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我认为参与到这场政治化的辩论中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策略有以下三点：
一． 为了更好地让建筑与政治产生互动，获得可行性和生产性，我们需要重新设定一个前提和范畴，这就避免不了从一个全面的社会理论框架（社会学的系统理论）出发，重新定义一个恰当的建筑与政治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制定新的任务，定义和防卫一个容易被建筑专家的话语、建筑设计研究与创新理论引导的空间。这也是促使建筑自组织系统理论共同演变的地方，而不是被政治阐述，同时拒绝了政治属性的建筑—一个尝试将建筑设计作为激进、批判性的政治实践。
二． 融入当下的政治化的建筑讨论，同时拒绝那些我认为是倒退的建筑风格。客观评判建筑批评家的政治和道德立场及其偏激的反资本主义立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盛行才带来了近期的政治经济繁荣。
三． 强调我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如何与我的建筑参数化立场的相关：2008年之后至今，主流经济和政治呈现出僵持状态。我尝试通过提出另一种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的假设和政治项目：进行私有化处置，包括城市中的所有基础设施、公共空间、街道和城市管理系统，以此作为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
简而言之，我坚持当下的经济和政治的环境已经足够充分允许我们去做一些建筑实践，而我们必须去坚守我们的工作，不让其在与反资本主义的对抗中失去自己的道德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未来的建筑实践会激化（而不是逆转）新市场多样性，这将促使我们在全球化下网络化的文明中向前进步。
导致我们学科逐渐政治化的历史背景有二： 首先，在社会沟通通信的容量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们已经目睹了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的长期世俗政治化。其次，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欧债危机及与之相关的财政紧缩方案等，让我们看见了社会政治化的明显加速。这一系列的事件——如占领运动、“阿拉伯之春”，以及欧洲政治格局的剧变，带来了种种政治影响。当社会生活全方位地经历着政治化，我们学科的政治化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反抗、抵制，及否定的尝试都将可能是徒劳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个对话中那些故弄玄虚、自命不凡，且必然导致倒退的理论也理所当然地接受。在建筑学科的政治化中，无意识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商业化的偏见往往占据主流，这正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即便我们学科的政治化已经发展到无法避免政治参与的阶段，还是需要为评判与探讨被放置在当今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建筑是否解决社会的问题 （an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that discusses and evaluates the best architectural solutions to societal requirements） 留有余地——无论他们从某些特定的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多么地值得被怀疑。也就是说，这样的一场辩论必须继续，而我们的话语定不能完全被特定的政治论点所淹没和主导。
建筑的政治化已经到达了一个普及与强化的新阶段，以至于无法仅仅通过建筑领域内的话语进行宏观的辩论，从而忽视、包含或者回转它。事实上，我有着跨学科的求知欲与好奇心，试图去拓展各学科知识的边界。同时，这样的求知欲可以融入更多的关于社会的构成和发展问题。因此，我对于正在建筑话语中发生的现象感到激动和沮丧并存。我初始的抵抗起源于一个已经呈现在参数化演进的进程中的政治化敌对现象，这促使着我继续思考建筑中最创新和有力的方向。同时，为了使我的建筑理论成为下一个主流时代风格和全球最佳实践的典范，需要从当代市民化的质疑寻找最佳的建筑模式和构建机会。这已经在建筑学院中呈现出强势姿势，包括很早作为参数化诞源地的AA（建筑联盟学院）和哥伦比亚的GSAPP。在过去的20年中，通过几代人的创新式的工作与努力，已经赢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危险的处境与迷失，导致这一代的学生将设计工作室作为设计的方法论和先进技术的演示平台，仅仅建立在颠倒浅薄的政治争论的俱乐部中，用挑衅的艺术概念去获得更多的共同点。最近更加广泛流行的趋势并不是建立在内部的反政治立场。事实上，我一直以来对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总是坚持建筑在与社会的演进中，特别是在社会学作为显著和有关当代理论的情况下，必须被理论化。作为唯一在参数化发展趋势前沿中的理论家，我已经持续和具体地主张了，对最近朝向一个更加活跃的后福特社会的社会经济数据，做出参数化在历史社会发展中的相关性提议。然而，直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些论据在提出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敏感性。自2008年以来，这些社会经济的转变，在他们作为新自由政治的附属物时，已经与危机紧密的联系起来，并且因为最近的反资本主义活动，而因遭遇到敌对而反弹。我尝试，在建筑失败的内海湾基础上，去保持这些政治的潮汐。同时我已经认识到如今最好的选择，是在建筑话语的竞技场中，进行直接的政治辩论，接受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是必要且值得的。自2008以来，由于我自身进一步的政治激进的态度，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建立一个在以卢曼为理论核心、可以兼容我所有理论框架的奥利地政治经济和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
Luhmann’s Theory of Modernity
卢曼的现代社会理论
根据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的理论，现代社会的划分标志即是社会分化模式从阶层型分化到功能性分化的转变。他把社会分化的模式分为了以下几种：区隔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中心-边缘式分化（ centre-periphery differentiation）、阶层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与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尽管历史上社会分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卢曼认为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变化可以分别被它们的分化模式所区分与辨识。因此，社会中最重要的分化模式则是卢曼所提出的历史周期性划分。古代社会（archaic society）的基本特征是分割的（各社会单位之间缺乏联系），而古代城市的中心－边缘式分化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社会的出现——阶层分化成为了最主要的分化模式。然而，尽管功能分化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分化模式，并不意味着其他分化模式，如阶层分化以及更古老的分化模式的消失。实际上区隔分化、中心－边缘式分化以及阶层分化仍然在我们的当代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竞争企业对于经济的划分（the segmentation of the economy into competing firms）、以及商业公司中的分层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划分模式就是功能划分——整个社会系统划分成了诸多功能子系统：经济、政治、法律、科学、艺术、教育等，而大众媒体就是一种以其不可缺少的社会功能而被独立区分开的独特的沟通系统。卢曼在他的一系列专题著作中分析了这些功能系统，从而构成了他对社会的整体看法，他的研究在其里程碑式著作《社会理论》中达到顶点。
在现代社会中功能上的分化成为社会分化普遍且主导的方式。这一整体趋势最明显的表现是作为现代社会主要子系统的庞大的“功效体系”的出现：经济、政治系统，法律系统，科学、艺术、教育系统，以及大众媒体，不同的沟通系统根据它们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进行分化。卢曼在一系列并行的专著中分析了这些功能体系，建立了一个综合全面的社会论述，最终形成了他的基石之作——“社会理论”（Theory of Society） 。我在《建筑学的自组织系统》中向他的体系中添加另一个系统，使卢曼功能体系的栏目中包括了建筑。（卢曼曾承认将建筑归入艺术系统之下是不合时宜的。）这些“功能体系”是专业的话语实践，如今承担着实现它们各自显现的社会功能的独特职责。这是社会分化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自现代化的黎明以后，社会的需求或功能就此为体系的分化扮演了演变的吸引子。这种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当代社会不再有任何控制中心，就能使分化成不同阶层的社会在它的顶点处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做决定方式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融为一体。取而代之的是我们面临自主运转、自我指涉封闭、没有任何总体命令的和彼此适应的——以他们自己方式的——社会子系统的共同演变，也就是卢曼讲到的“自组织”系统。政治系统并非总体的控制中心，而仅仅是那些共同发展的自组织子系统其中之一，无力于支配这一总体发展的结果甚至是方向。现代政治回应并试图限制——以它自己的方式——经济、科技、建筑、媒体等，却无法弄清在这些领域内所产生的贡献。
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理论对于这些主要的社会自组织子系统（autopoietic subsystems）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哪一类重要的社会功能处于各子系统的中心？在每一种情况中，分别是什么因素促使它形成了这样明确的系统及其连续、自治的存在？卢曼就他所分析的那些功能系统（如上所列）回答了这一问题。我曾就建筑的自组织功能系统对相同的问题作出回答。
The Societal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
建筑学的社会功能
那么我们该如何界定建筑学独特的社会功能，从而决定它的核心竞争力？初步前提是，建筑学的术语需要区别和避免与工程学科的术语产生潜在的混淆。在工程学（理应）主要（仅仅）与技术可行性相关时，建筑学（理应）主要（仅仅）与社会的功能有关。建筑师们总在美学方面对建筑与场地的价值投入正式的决议的同时，工程师们则缺少了这方面的关注。这标志着建筑师易通过考虑他们对被理解为可感知的、社会化参与者的用户的影响而思考他们的设计，而工程师考虑的是仅被理解为物理或生物体的用户的安全与舒适这一事实。这意味着建筑（学科）那基本的功能或作用不再是提供有形的庇护所；如今已经演变成了工程学的职责。为了深入了解建筑学科其特有的社会作用，我们必须明白建造环境对社会演变的另一种隐形的但更加深远的贡献。
社会只随着同时存在的空间秩序发生演变。社会秩序需要空间秩序。逐渐构建起来的社会系统必须与一个逐渐构建起来的人造空间秩序相一致。社会进程需要建造环境区别边界，并进而建立和稳定社会结构。这就是我们逐渐构建起来的空间形态秩序构架与表意系统。从而为建造环境提供一个环境的分化系统——该系统能够考虑构成社会的社会性的生命进程的不同交流情形，来帮助社会参与者确定所处的具象与抽象位置。社会环境系统作为一个差别与联系的系统同时利用场地方位的辨别（空间位置spatial position）和场地形态的辨别（装饰标记ornamental marking）作为社会传达过程中的支柱。在这些观察与深思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回答那个关于建筑学社会功能的问题。这个答案可以被简缩到接下来的确切表达中：建筑学的社会功能是为了构建人的交际互动。
每一种社会形态的制定都需要利用清晰的空间关系，使社会交流稳定而有序。在如今这个功能分化社会的内部，建筑的自组织系统担负了这一社会功能：制定社会交流，或者，更准确一些，通过建构一个有序且空间关系清晰明确的系统，对社会进行革新，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持续调整与重新安排。
Architecture and the Ontology of the Social
建筑学与社会本体论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将交流，而非人类个体，视为他的理论系统的基本元素。这个社会本体可以被视为交流的整体（而非人类全体）被有秩序的编排在交流系统（而非社会群体）之中。我在《建筑学的自组织系统》一书中决定将所有经设计的人工制品（包括建筑物，城市与建筑空间）假设为交流，意味着建筑学以社会本体论为基础，例如，所有的建筑／设计产品是社会物质的一部分并因此参与到社会的构成中。更确切地讲，所有的空间与设计的人工制品担任了多模态交流系统交流中的交流界面。几乎没有不经设计空间与人工制品而构想出的交流，且这些空间形态的构架一直参与到社会形态的定义过程，诠释交互和相互交流的意义。
社会的生命进程是经由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且由无比多样化的机构环境与交流情形所共同构造的交流过程。社会的无数交流通过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机构网络得以建构。机构是脚本的规则，协调交互以实现社会的再生产和发展的高产合作。社会一连串相互交流的秩序通过政治、法律、经济以及建筑结构得以实现。同时交流秩序的建立也正是我们符号化高度紧绷的建造环境所取得的成就。正如空间形态的秩序基础适应并协调所有渴望的生命进程，城市（以及其中的每一个建筑物）是一个具体化的交互协议或脚本的环境。同时一个固定的广播展示着这个环境的样子。它其中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一种交流，舞台和邀请去加入在它领域内提供的那独特的交流剧本，以及在它内部发生着所有更进一步交流的一个相关的前提。
我们的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需要我们持续地浏览并尽可能多的仔细观察这个社会化的世界，以期保持持续的联系与报告。当处处都加快了革新的步伐我们无法承受得起抽身离开然后独自一人努力工作。我们必须持续地重新校准我们正在进行的与其他每一个人正在做的一致的事情。我们必须随时关联。快速并有效的面对面交流保持了我们日常生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整个建造环境必须成为一个多模态交流的接合点，正如在密集并复杂的城市环境中辨识方向的能力已经成为今日总体生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Marxia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isited
回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卢曼提出将社会的生命进程概念化为一个交流过程而非一个物质（再）生产过程。当然，这是对卢曼理论一个革新的概念提取理解。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与实际状况紧密联系的概念提取。在当下的后福特主义网络／信息社会中，与以往所有的社会问题相比，更加突出的是交流问题。因此对交流的关注是提升建筑社会效能的先决条件。全面的社会生产随着密集的交流而增长。我对卢曼理论的提取与概括，也正是在建筑自组织理论中所采用的概念，都与此相关。这是一个由社会生命进程自身所表现传达的概念。然而，在《建筑学的自组织系统》中的卢曼主义理论系统的背后仍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基本概念——物质生产。因此我准备好以一个唯物主义者为基础，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去支持卢曼的社会学研究。根据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以及生命的总体进程”（1859）。而卢曼的概念并没有与马克思格格不入：“社会不是由个体们构成，社会是个体间相互联系的总和，并呈现出这些个体们所处的范围内的联系”（Grundrisse 1858）。
将马克思带入这一系列理论引发我们提出关于历史的原动力的问题：是什么推动了社会系统以及社会的演变？根据卢曼，社会系统最普遍的问题是‘应付复杂性’（coping with complexity）。日益增长的（自生的）社会复杂性通过系统分化和逐渐增加的内部复杂性得以承受。然而，这一方式过度抽象。日益增强的复杂性的好处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社会系统的生产性。例如，社会系统有推进物质的（再）生产的能力。马克思理论的分类和生产公理提供了卢曼的理论所缺乏的、直接的合理性。它直接与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联系起来。在这里所涉及的生产率的概念 可以假设为一个基本的进化吸引因子，并且应当成为所有社会评估的基本标准。
马克思于1859年详细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前提：“在所存在的社会生产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进入明确的关系，独立于他们的意愿，即适合于他们发展中的物质生产力的特定阶段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集合形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这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真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与社会意识相符的特定形式。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政治和有智生命的总进程”（1859）。然而，我们必须改变‘经济主义’的谬论，并且不再将这暗示为一个线性的，单方面的因素。经济（应理解为以科技为基础的生产继承）决定了社会的其他子系统。这些系统是互相循环、互相决定的。进一步讲：我们应该讨论的不是决定因素，而是限制与相互限制，相互进化的进程。社会目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科技条件相互作用——每一方面都是活跃的、创新的以及有提高可能性的能力。但没有一个子系统具有仅仅通过自身而推动现实的能力——所有子系统紧紧链接并兼容作用。进化理论或许对此有所帮助：新的关于潜在社会关系的概念的转变是进化论中所谈到的变异而物质生产则是选拔机制。物质繁荣成为巨大的吸引力，它引导大量模仿模式的广泛传播并使社会接受并采用这一整套系统 。但（可能）科技发明也能够扮演‘创造性的’变异，社会关系的实验同样具备创造性变异的潜质——例如嬉皮士运动，它的兴起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创造性软件产业形成的一个出乎意料并有利的因素。
所有受到认可的文化发展与前进着的劳动进程共同进化。所有社会关系，文化机构和社会生活模式都有助于简易化生产工作（或转移简化生产工作的注意力），因此对生产率的竞争至关重要。关键的生产种类在根本上决定了所有的子系统，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其他所有功能体系，包括建筑。先进的建筑必须是提高生产的建筑，并且这意味着每一个新的逐步发展的社会系统（正如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新的建筑形态与之适应。
Stages of Capitalism and Post-fordist Restructuring
资本主义的阶段和后福特主义重组
卢曼和马克思的体系能够共同理解，卢曼的历史周期在分化模式方面——分割、中心－外围分化、阶层化、功能分化—并列并实际上包含了马克思所讲的社会经济时代的历史周期或“生产方式”－原始（部落）共产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可以理解为通常发生在功能分化期间的经济形式。
功能分化社会往往意味着经济的市场自由化（资本主义）、政治的民主化（除了“自然的”君主制法则）、法律体系中实证主义自然法则的遗弃以及建筑中我们所见证的对有助于理解建筑设计作为一种抽象的“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设计）的模仿和固有（自然的）类型的离弃。我们可能因此谈论建筑的“空间化”。自由化、民主化、实证化和空间化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各自的功能系统由自然秩序稳定的再生产转为不间断的革新，与不被束缚的快速共同发展相互适应。在类似于不时中断的生物生态系统 的平衡概念中，这个社会逐步地发展或分阶段地度过过渡期而并非按照一种流畅的线性方式。
鉴于卢曼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能够把现代主义（以现代功能为主导的社会分化模式）拆解成几个附属历史阶段的系统化模式，我只能在别处寻找理论指导与资料 。马克思主义的后福特主义辩论（在其于八零年代晚期出现并由大卫哈维的著作《后现代的状况》 引入建筑界时我就有所理解）提供了所需要的理论资源 。
“福特主义”的基本概念，最初由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它描述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二战后十分明确）的国家资本主义 的新时期特征，与他的范式生产系统相联系：由亨利福特创新开辟的生产线。福特主义意味着通过对刚性单一用途技术的长期投资来进行所有商品（包括如机动车这样高度复杂的商品）的大批量生产。这些投资通过福特主义公司的组织管理体制得到管理完善：在总体生产过程下进行精密的技术分工，使得每位工人都被分到特定且重复的工作。这个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体繁荣程度的提升以及在收入及生活方式上前所未有的平等。而这是以大批量重复生产部分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于是成为了通用消费水平的指标：连接至公用系统的一栋房子或者公寓、一辆汽车、一个洗衣机、一台电视、玉米片以及打包度假产品。该系统的智能在于其整体自上而下的官僚性设计。正是其环境的稳定性确保了它基于常规的高效，即这些公司通过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而一同达到其市场的长期稳定性。战后时期“美国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秘密，就在于其生产力通过社会经济发展的福特主义政权取得的巨大进步。福特主义核心的六十年（1920-1980），是建筑现代主义成为主流的年代，同时也是城市化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领先的工业国家都在进行极大规模的城市化。这个城市化进程主要由国家主导和提供资金支持，体现在于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学校、医院、大学等等的公共投资，这使得大尺度、长期的实际规划成为可能。基于西欧国家，能源、设施、传播、铁路和许多大规模的产业都被国有化，又进一步扩大了大尺度、长期城市规划的可行性。社会主义范畴中的中央计划经济是现代主义都市化最适宜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传达了一个对于时代倾向合乎逻辑的总结，在一个可预见的、中央计划的方式下推出当代的技术成果，真正向每一位社会成员传播通过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而实现的统一的消费水平标准。于是，我们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找到现代主义城市化的最全面表达。然而，文明在进一步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分化、全球化和通讯及生产领域的微电子革命进入了一个正在加速的良性循环，渐渐远离了福特主义政权。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重组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在经济政策（私有化，解除管制）中出现，同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又碰巧与建筑与城市化中现代主义的危机重合。
自七零年代早期起，福特主义的操作模式及其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就断裂了。在经过了十年的危机和停滞后，一个新的动态危机开始萌芽：
灵活的专业化：一系列的连锁事件，不但使福特主义系统陷入危机、也影响了对于可以应对新市场波动的生产策略的寻找过程。有一种可能的出路——那就是把不断演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到生产过程中，从而建立和巩固后福特主义的技术基础。没有了以前把大众产品与奢侈品区分开的手工生产的相关巨大开支，新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生产技术使产品生产（小批量）的多样性成为可能。以微电子革命为生产规模所需的经济体（而不是规模经济）提供了生产力的飞跃的材料系数，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比起大批量生产中专业化作业的机器和严密训练的劳动力，灵活的专业化通过可变的通用机械能够生产出一系列可应对特殊、多变的市场的专业产品，这样的模式也需要受过更广泛教育、能够不断贡献创新的劳动力。
企业重组：在物质生产领域，这些变革和新的可能性影响了管理产品的开发新动态的上层建筑。如市场营销，研发，后续咨询服务（IT，财务，法律，管理）的功能增多。大体上经济活动的结构和模式被研究与艺术创作的过程同化。在这个创意的“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们不论是对内，或是对外（在与合作公司的开放网络中），都在进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的试验。功能－话语的合作，而非统治－控制，是被整个资本主义企业的再生产的过程中新一层次的复杂度和灵活度所迫。越是信息化，生产过程就越依赖于研发，就越无法专制地生产。最具决定性的企业价值越来越多地驻留在“组织资本”，即在于企业组织架构，协作流程和沟通模式，而不是其物质资本资产。这些模式构成了将信息转化为重要的操作知识的集体智慧。知识成为组织或企业中最宝贵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并不能如同劳动力或能源般从外部购入，也无法作为成品被取得。作为一个正在从简单的制造商或标准服务提供商转变成为创意创新者的组织，它不再仅仅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而是充当知识的原产者。新的知识管理条例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管理理论提供了诸如“学习型组织”或“智能企业”的概念。在这里，学习、知识和智力都归结为组织而非个人。集体智慧的概念可能会扩大到包括各种能够建构和促进企业内部重要沟通的空间系统中。
企业知识存在于企业的组织模式本身，也在企业（和企业间）的沟通和协作中，即在通信机制和各种知识工作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中。以矩阵型组织为例的新型组织系统使得主要能力领域能够产生交集，也模糊了能力领域之间的边界。这是一种平行的组织网络、自组织系统和横向（而不是垂直分层）沟通的交流模式，在空间分布和领土、边界和空间接口的衔接上，起到了细致入微的的作用。那些架构模式有助于集体智慧的集结，这些集体智慧把信息转换为生产的操作知识。建筑的风格演进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到褶皱建筑、参数化主义都与这些趋势一致。组织流程的活力与复杂性需要新的的空间组织——对于矩阵式组织空间相互渗透的空间组织、空间组织中有着模糊和流动界限的梯度、和为网络组织和集群所需要的的根茎式的城市空间。
总而言之，后福特主义重组包括直接劳动过程的三个特性：
－ 灵活的专业化：得益于微电子革命的短周期创新和新的经济视野。
－ 知识工作：快速创新意味着日益向以创意、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内容的转变。
－ 组织性革命：对组织内部的参与化结构以及合作性自组织的工作关系的去阶级化和去行政化，以及灵活的同盟和网络组织出现。在消费，生命过程及社会方面，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生活方式和收入的分化，也意味着和普遍消费水平标准及朝九晚五的例行通勤模式告别。这也暗示了严工作和休闲生活完全割裂的结束。
对于城市化而言，后福特主义重组阐述了对长达十年的现代郊区城市化的逆转，并且重新声称为历史中心，以应付对于交流和灵活协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解构主义的拼贴以及蓝天组在历史性建筑上暴力地加上新结构及纽带的行为都与这个再城市化过程不谋而合。
Neo-liberalism’s Radicalisation: From State-capitalism to Anarcho-capitalism
新自由主义的激化： 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无政府资本主义
在任何具有扩展性的社会性试验中，生产力仍然是关键标准。任何野心都与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息息相关。社会的经济体系的调整，与技术，组织和政治的调整互相作用。将这些影响生产与经济的因素分开看待是不现实的。它们同时作用于政治，并且作用于经济结构的重新调整。即：后福特主义作为一个新的范式，将生产和交换推向新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推动共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的革命。后福特主义的重组发生在竞争加剧的，多领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福特主义时期，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大型国有部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受限的贸易制度，等等，承受着外部巨大的全球化压力，同时面临着内部持续变化的政治、组织变革所引发的挑战。
国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限制着具有灵活自由特性的后福特主义潜在生产力。这些限制必须解除，或至少放松以使得这些潜在的经济增长机遇得以实现。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尤其是在英国），僵化的政治制度得以解除，并迎来了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以撒切尔和里根为例），调整政治体系，以对新机遇作出回应。私有化和放松管制成为了八十年代的关键词，这十年中，经济得以振兴，以撒切尔为范例，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地得以推广，其中包括了中国和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尽管欧洲的政治重组进程要缓慢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化进程则落后许多，但最终不得不在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向民主化屈服。伴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解体，前社会主义国家遵循着新自由主义的路线进行重组。新自由主义革命成为世界范围内对后福特主义的政治回应，促进和加快了技术和资本的扩散。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和所有推动性的进程一样，带来了社会动荡、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褒贬不一的声音，优势和劣势难判高下。然而毫无疑问，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从政府计划到推动创业和市场化进程的转变，不仅仅在理论上对永久性释放经济活力和计算机参与生产的创新过程作出回应，并且使全球整体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虽然整体的收入水平得以提升，但它们的“分配”将变得更加不平等。这些将会影响那些失去（或担心失去）政府就业的人。补贴，担保和就业保障措施暗示着新自由主义革命陷入了与政治的对峙，而不能够沿其路径进一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但已经软化，对企业家创造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的理性干预将束缚并组织当下后福特主义社会体系的繁荣潜力的进一步延伸。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方案正视了国家新自由主义不合理性的激化。而无政府资本主义背后的关键知识和政治力量是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1926年－1995年）是著名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弟子。罗斯巴德还参与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的建立——那里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宣传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重要中心，拥有着最不妥协的自由主义倾向。作为基于私有财产和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特殊形式，它呼吁放宽企业的自由、鼓励市场理性竞争达到让民营企业包罗万象，而不给国家干预留下空间。民营企业的生产和自发的市场交易与国家政治力量和经济干预的加强产生了对比。虽然我同意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罗斯巴德的观点，即采取自然权利的方法应对政治理论，并且倾向于一个对体制试验和功利务实估价保持开放的态度。一如无政府资本家，我已经对“真正现有的”的代表民主和其集中决策失去了信心 - 因其无法兑现承诺的必然性和面对全球化联系下注定的失败。也因为其无力应对当代的复杂性——即便当选官员有着最无私和高尚的意向。反之，当代社会也许最好是寄望于分散化决策和解放企业创造性——一个可以迅速尝试新的产品、服务或机构然后更新换代而无须先说服大多数人的系统。在自由签约方面不应有强行实施的‘一体适用’的约束。相较于后福特主义，一体适用机制像一个时代错误。我已经相信不市场过程不仅在当前的历史形势下有着引人注目的合理性，而且，也许他们本不应该像在福特主义时期时被轻视（尽管提出这种反历史的论点实属不易）。国家资本主义肯定与福特主义兼容，而这个时代也确实有着惊人的生产力提高与繁荣。然而，它也引发了挫折和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在努力实现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上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只有部分市场开放地区在新自由主义革命后才能得到改革。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interventionis-progressivist ideologies）更加稳定，古典自由主义保持了它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世界本来可以向前更进一步；这样的假设是冒险的。因此，尽管在20世纪部分时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密切相关，但假设如果米塞斯和哈耶克比列宁和凯恩斯更具影响力，世界很可能已经通过更少的流血牺牲得到了更多的进步，以下两点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1.真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仍逊色于西方的资本主义。
2.当社会民主干预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走上坡路，直至像米塞斯和哈耶克所预言的那样，活跃在七十年代的弄巧成拙的干涉主义使我们的经济走进万劫不复的危机，继续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撒切尔和里根在哈耶克的著作的启发下，实现了了必要的逆转，而后者（哈耶克）却被指责为“狼来了”近四十年）。
在这样的假设下，中肯可行的行为是应推进一系列关于市场体系的逻辑与势力的通用的抽象见解和论点（在回归到这些一般性简介的历史根源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1881年－1973年）以及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1899年－1992年）尖锐地提出和捍卫了以上大部分论点，他们是20世纪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学派关键的主角。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ses and Hayek
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中的大多数仍对金钱和利润感到困惑和怀疑。然而利润(以及通常而言的金钱)——只要它还是在主动的市场交换中挣得而非通过政治手段获取——是一种服务的凭证和一种社会聚合体的需求等级体系的表现。赚取利润意味着生产的产品相较于在它的生产中结合的资源更具价值。亏损的标志是相较于这些资源的其他用途，那产品最终具有较低的价值并因而成为一种相对而言的浪费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何必须使得盈利亏损系统发挥作用，以使资源达到最具价值的用途（这也包括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造成亏损意味着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浪费。金钱——及一种能够在自由社会中形成的价格体系——是一个重大发展成就和发展的加速器。资金允许社会合作的另一种难以想象的扩张，包括数以百万计不认识彼此的人们，他们不认识彼此，没有共享目的的前提并且不需要集体、有约束力的决定。价格体系平衡了无数选择和出价过程中通常只有无数当地分散的参与者才了解的共识。随处可见的相互作用的供给与需求决定了一个相互连接的价格网络中所有的价格。这个价格体系是一种强大且吝啬的通讯和信息的处理系统，给予所有参与者（并获得）一定数量的相关信息以使每一位去适应他们在一个整体、连贯的资源分配模式中的不同计划。这便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深刻见解 。
正如哈耶克指出市场所融合的分散的知识永远无法集中，不仅因为这里有太多的信息，还因为多数潜在的信息并不明确因此完全无法得以表达。另一个对于任何人的明显问题是：为了中央的资源分配而试图调用并征求信息导致了当地经济机构方面的系统的、蓄意的错误信息。货币市场价格是经济核算的基础从而使市场参与者比较并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生产流程，即使是对于有着无数各式投入的最为复杂和广阔的基础设施项目。以价格、标示的机会成本表示的成本核算，允许每个人都选择那些资源混合的生产过程，最低限度地让步于所有其他想要同时存在的需求／计划。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可行性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论点 。例如，在一个计划经济国有化方式的生产中，即没有了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方式的市场，金钱就失去它至关重要的信息处理与协调功能。规划者可以规定消费品价格和薪酬，但将没有标识背后生产方式的价格标准。这意味着可能没有经济核算。没有了会计成本，当决定使用众多技术上可行的生产工序中的哪一个时，规划者将在黑暗中摸索。他们无法节约，无论是土地、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方面，即他们完全无法节约，也不能节约。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或“中央计划经济”的概念是一种矛盾的说法，一种自相矛盾。这是米塞斯令人信服的见解。这一可悲的真相在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下并不是非常显而易见，因为社会主义规划者能够使用他们四周的资本家世界市场所发现的世界商品价格。然而，任何迈向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进一步措施都将暗中破坏不可或缺的世界市场价格的依靠和以利润为基础的合理性。
利润越高，社会效益越高。在一个自由市场中的高额利润缘于成功的革新，并且这一好处总是遍布社会，因为主动交换是一种双赢（互利）为前提——否则它不会发生。某些行业中的高额利润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并更进一步地推广受益，如生产更多所需的产品。这也降低了价格和获得的利润，即效益被再进一步地分散。然而，由于政府保护、补贴、专利保护、紧急财政援助等，有很多允许过高（不配得到的）利润存在的政府干预。因此，除了不可避免的成倍增长的结果，即利于如今能够蔓延全球的革新并允许一些受益回流至这些革新的参与者，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干预的产物。
相比于福特主义时代——即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时代，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的缺点和激进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潜在优势在现在所处的后福特网络社会时代更加明显——。社会主义——一种有着收入平等的强烈承诺的中央计划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与机械化批量生产机会的利用相兼容。但它不兼容于后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需求更加复杂多变的社会合作形式。这一评价同时与卢曼和哈耶克对社会和现代历史的理解在主旨上达成一致。
奥地利政治经济——行动理论和非演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哲学和方法论的基础与卢曼的方法理论一致。特别是哈耶克和卢曼在复杂性理论的知识共享范式方面意气相投。他们赞同他们对自组织、出现、进化和信息处理的总体的强调。他们尤其赞成这一断言：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点，一个不可逾越的复杂障碍阻碍着通过中央政治控制达到理性社会发展方向的任何企图，并且伴随着繁荣的不利后果，任何这样的企图意味着一种社会高度发展的复杂性与信息处理能力的倒退削弱。因此自由（突变）和竞争（选择）是需要操作空间的进化机制。
Market Forces deliver a Coup De Grace for Moribund Urban Planning
为奄奄一息的城市规划带来致命一击的市场力量
公众规划过程越来越成为城市和经济繁荣中的障碍。这是一个逝去时代的遗物。城市规划的巅峰是战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建筑环境的规划和建设。对于制定关于建造什么的具体规划与设计，就这一时期而言我们可以谈论物质或者“积极规划”。随着社会的发展超出了简单的机械化批量生产的福特主义社会到达我们当下的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当时，一些基本标准在功能上被分离、充分利用并无休止地重复时，中央计划仍可以应付。（但）对于委托一个中央计划机构而言当前的建造需求太过多元、复杂且多变。当旧模式在这种复杂障碍前解体分裂时，市场的分散信息方式不得不接管一切有所助益的决定。
自从在建造中不再有任何值得关注的公共投资，公共规划已降为对整体环境的限制，也就是说由限制和否决权力构成了“反规划”的条件 ，从而没有任何能力去制定积极的决定。分区限制能被强制实行然后规划者们可以等待并看着是否有主动前来的积极投资。（然而）投资不可能到来。这或许是政治上所预期的。或者如果这并非所预期的，可以重新设定限制，再来考察什么在调整的限制下进行。理论上，这样的试验与出错的过程可能允许规划者们找到一系列限制规定，仅仅吸引一些愿意接受在利用类型和密度方面强制实行的限制的投资并且避免在政治上被权力官员们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发展。然而，这一过程过于缓慢，并且阻止了无数的开发机遇。相较于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主导的土地使用分配程序，这一基于反规划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这种限制意味着城市的停滞不前。在规划者们呈现出自由决定权力而不是通过严格的规则操控处，由于致使瘫痪的不确定，这造成情况甚至更糟。（授予许可在政治上比拒绝许可更具风险。）另一个问题是规则的改变产生了造成困难的意外之财与损失。这一规划过程将城市发展进程转为一场赌博，并且是在欠发达国家官员的权力领域，被视为榨取贿赂的控制领域。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亲眼目睹着一种持续的驱动力推动着全球各大枢纽城市朝着城市集约化方向不断迈进。在现代网络化社会，个体的生产率都取决于嵌入城市专业和文化网络之中，而这种网络仅在这类大城市中存在。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需要不断地与他人行为相互校正调整。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有赖于此，为实现这种关联，我们需要新层次的沟通密度，而这种沟通仅存在于大都市之中。这些都以经济学家所称的“聚集经济效应”为主要依据。在省县城市，企业家与工人队伍的沟通往往被切断，导致生产力相对低下。在当今社会，工作与休闲的清晰界限逐渐消失，为保证全天候的联通，在城市中居住与生活极为重要，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选择。 “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对沟通的极大渴求驱动了现代社会高集中度的城市化进程。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涌向城市中心，并且多多益善。空前发展的 城市集约化进程带来了全新的设计渴求与设计任务。只有一个不受阻碍的市场程序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发现的过程和具有信息处理的能力并向这新型动态社会环境编造出一个可行的复杂组合的城市程序化秩序。就土地利用和密度限制而言，规划上的约束必须得以释放。城市发展必须逃离致使规划瘫痪的“奶妈主义”和“邻避主义”。
通用产权的组合（不受阻碍的土地利用或程序权、光线权利、获得机会权、普通的免于噪音、污染的权利等）和用以交换诸多权力的自由市场（对于土地、发展权、光线权利的市场），我们通常在城市规划中期盼的这种价值最大化的有序和有预防破坏价值能力的，且更加灵活的使价值最大化的运作。更长期的协调与集体行为似乎要求我们将管理私有化，经由土地所有者协会或通过拥有的大量土地（在伦敦大量的住宅区典范之后），一种将土地所有权合并成大型综合开发地块的倾向，甚至整个城市区域规划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自由市场也能够自下而上地创造充满活力的城区，让小企业家发现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实现共同增效。并且介于大型发展区域和空隙碎片之间的所有地块都会得以有效发展。最好是让不同的方法公平竞争而不是强加一个优先的一刀切方案。
当然，规则是必需的。但是他们需要尽可能的普遍和抽象（区别规划规则的具体数字要求）。抽象的规则最好可以表示为产权然后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产权抽象到足以保持对不可预见未来可能性的开放，并且也稳定到足以允许企业家的自由规划。通过私人规划机构的指导，自下而上地区将与大型管理区域发展同时竞争，这些机构有着决定性的市场刺激来获得增效作用的权利，并且相比于其他刺激甚微的规划者而言，在本质上其对于新趋势有更好的反应速度和适应能力。政府规划者掩藏于他们的决策的负面经济影响后。他们并没有展示清晰无疑的利益和亏损信号，这些信号将持续检查并微调相应的空间分配决策，以实现最优化，重新审查是否所有空间都分配给最高效和最迫切需要的用途。缺少接触这些反馈意见，规划者的不当分配不会的以矫正，他们规划过程的局限性使不当分配难以得到解决。目前天价的伦敦土地价格反映了人为供给／密度限制，同时反映了在全球主要交流枢纽中尤为重要的城市聚集的历史趋势。在许多地区，居住用途区域是商业用途的四倍价值，不同土地地块之间惊人的价格差异同样反映了长期持续存在的人为分区的限制。一个不受阻碍的土地市场会通过不同的位置（以中心为基点）而非不同的土地用途来区分。独立于其用途，相邻地块的成本相同。高价的居住用地区域意味着居民对在城市中生活需求的不被满足。（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土地资源不当分配并使得我们所有人更穷。）是什么给予了规划者阻挠这种欲望的权利？他们谈论“环境保护”。但那纯粹是保守主义，并且回避了这一问题：规划者为何强制分配城市功能用途，而这种强制分配并不符合大众需求？规划者们谈论“社会正义”。但我们不禁要问：一味地保护着已经被规划为居住用地那些幸运土地的所有者，并给这些土地所有者带来财富，这样公平吗？“中产阶级化”应该是一个在道德上被质疑的进程，但这确实只是发展的另一种名称：城市升级、城市集约化、提高土地利用率。这里的抵抗不同于其他任何对发展的抵抗，它就像被机器压垮的勒德分子。规划师成为这样的顽固保守派行为的工具。
作为总结：所有试图命令建造环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主义已经破产；所有干预自发的城市发展进程的政治企图导致了浪费、扭曲、延误、未充分利用、短缺且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只有通过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进程，我们才能足够灵活和自适应地去获得潜在的协同效应，利用我们复杂和动态的后福特社会经济时代所提供的机遇，将土地和房地产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富有成效和最为需要的用途。
The Alignment of Architectural Styles with Societal Epochs
建筑风格与社会时代的对应
卢曼的共同进化、自我再生的社会子系统（功能系统）理论表明， 在社会整体演进的每个不同时期，建筑子系统与经济政治子系统之间的互补性应是可以被发掘的。简而言之，把建筑风格的演进过程对应到资本主义的阶段是可能的，因此，这就为建筑历史与社会历史进化之间的相似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说明。在这里，这可能仅仅不过是一张十分粗略的草图，为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和更加具体的理论结构重组提供一些线索。这张草图总体展示了：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演变 - 早期资本主义，专制的重商主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福特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 建筑的发展规律也沿着一个时代特质一起发展，它大致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对应：文艺复兴，巴洛克，历史主义，现代主义。现阶段的新自由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的发生也意味着现代主义的消逝，并且催生了建筑上的分支回应：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极简主义和参数化主义。因此我提出了建筑上对于后福特主义最好的对应是参数化主义的论述。
为了使这张草图充实而具体，在这里要提出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地方性的传统建筑与现在建筑环境的区别，后者（最初只在其最突出的位置）是在被经过理论主导的专家话语权和专业化实践的建筑标准指引后，再进行建设工作。在此意义上，建筑与城市设计开始只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建筑上的“大爆炸”随着由（早期）资本主义诞生为标志的现代主义的开始，以及科学知识的解放产生。在这个建筑的黎明之前，建筑环境确是以一种杂乱无章的方式向前演进——就如同准生物材料的过程般，经过了许多试验与错误。早期的区隔分化指导了以最初简单的庇护所的组团聚集和这些群组在空间上的扩散。一旦上述的此类群组／部落之一发展超群，并且能成为承担社会功能的中心，中心－外围分化就成为了其可能的发展轨道。在这些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社会秩序可以从有形的空间秩序中被读取，它的出现和维护都依赖于这种清晰的空间秩序（时至今日这仍有部分正确）。但是，这样的发展过程缺乏事先的概念和规划的指导。空间常常是圆形扩散状的，因为相较于此其他的形状效率较低也不够稳定。中世纪的堡垒成为了城市向外发展延伸的核心。另一种“自信”的几何形态就是线性的几何形体——最适合不同尺寸的外壳紧密地堆砌。在建筑出现前的环境模式不需要智慧分析来解释。建筑的“史前史”用稳定的性能标准、试验、错误改正就足以描述。建筑环境的演变进展非常缓慢。稳定的再现是逐步改善的前提条件。中世纪，所谓的罗马式风格仅仅是一个被动式的、根据后来的外部研究进行了回顾性分类的风格。罗马时期依然锁定在为传统所束缚的建筑。哥特风格则可以解释为从传统楼房走向’建筑’一个重要的第一步。中世纪城市和封建主义时代的建筑环境特点则是分层秩序。那时的建筑环境根据财产的多少按顺序进行区隔：贵族拥有城堡或宫殿，神职人员则在教堂和修道院中，城墙属于小市民而村庄属于农民。此处运行的意识形态则是一个由固定的神所带来的指引。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建筑都集中在分层的金字塔的顶点。
从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开始，分层秩序开始演变成现代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功能分化（而不是区隔分化和阶层分化）慢慢成为社会分化的主要模式。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才分化出来，与建造工艺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科存在（起初只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邦）。这个分化是通过创造了一套建筑学科自有的交流媒介——通过透视渲染而完成可视化的仿真的绘图系统，也通过其自身学科的话语和文献来表达其从政治势力和宗教控制中的解放，同时，学习科学知识的自由也得到解放。经过全面设计、绘制和阐述过的创新设计方案是一个独特的新能力，这也发展成为设计全新的“理想”城市的想法。与此同时经济被解放出来，并与其自身媒介——金钱，通过信贷银行这样的新型机构得到蓬勃发展。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 - 经济时代，与文艺复兴——最初的建筑风格准确对应。文艺复兴成为建筑的第一种活跃（但缺乏反思）的风格 （超越了被传统束缚的建造），是因为当时自信的建筑师自觉追求创新，有着全面的经过设计和表达的一整套项目图纸和透视图以及理论著作。这是我们今天依然遵循的纪律。 （哥特式风格是由被传统所束缚的建造到建筑的过渡现象。）
现代的新兴功能分化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则是重商主义、专制主义民族国家的出现。法国是最好的例子，普鲁士，俄罗斯也是，而他们也确实成为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绝对的重商主义国家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国家——这是绝对主权的早期政治理论思想的主张，在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 1651 ）中尤为突出。这些社会的经济制度是重商主义，也是高度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在这样的制度下国家控制进口和出口、分配贸易和生产垄断。重商主义的关键人物和理论家有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乔赛亚· 蔡尔德和托马斯·孟，后者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1664年）尤为重要 。与这一阶段的社会最相符的建筑风格是巴洛克风格，以路易十四的宫殿凡尔赛宫为范式。这个宫殿的设计和实行由1661年至1715年分了数个阶段进行，涉及了一系列建筑师的参与。由路易·勒沃开始，然后他的助手弗朗索瓦·德奥尔贝继续。查尔斯·勒布伦设计了精美的内部空间，安德烈勒诺特则精心设计了园林景观。晚期又由建筑师儒勒·哈杜安·孟萨尔进行扩展。
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城市的建筑秩序止于城墙内，而城墙之外，仍然是无定形的，野生的，中世纪的荒蛮土地。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建筑的秩序超越了城市范围，通过对领土主权的绝对控制权，标志了土地整合成一个单一、统一的国家领土。直到巴洛克风格的出现，建筑秩序才在全景、透视、不朽的控制性目光下一路延伸。然后，有了被里程碑所测量的道路，被地形景观切断的运河。国家的边界被精确地定义；地图测量了国家的每一片领土；货币实现了统一。与此同时，建起了大型的行政综合体——远远大于当时任何所需。凡尔赛宫通过巴洛克建筑的力量显示了绝对专制君主权威和他的威慑力。路易十四的宫殿展示了巴洛克风格，通过其具体的风格创新，能够统一大型的综合体功能的建筑的能力。这里的主要方式是将其中整体的一个部分脱离出原先对称的关系中，将其定义成一个个根基状态的块茎去应对更加复杂的整体构成。相比之下，文艺复兴的其他组成部分都是对称的。他们自给自足，不需要解决一个更大的整体。曲率的使用，以及凸与凹曲面的交替得以进一步统一。特点类似巨大的秩序构成体，持续增强的可塑性，通过深浮雕光影的运用和增强从远视点的范围内引发知觉上的易读性，同时将更进一步注入进一个大型统一的清晰度中。
需要考虑的下一个时代风格是新古典主义领导的历史主义。这种风格是向资产阶级古典资本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国家看齐。其中最典范的是一个无论是在多样的建筑类型，还是在所要容纳的每个设计项目的个体多样性上满足各自的设计需要的社会需求多样性上，都受到了来自拿破仑革命后的法国式的时代性挑战。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JNL杜兰德设计和传播了一个新的和多功能的，可以包容不同平面形式的设计方法。在平面组织方面，杜兰德的古典图案组合构成的创新系统（作为部署模块）在一个网格坐标中，显示出一个大规模的扩张的曲目，从而实现了建筑的多功能性。新古典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风格，由于其决定性的分化对抗了旧政权游戏的巴洛克风格和与贵族轻浮相结合的附属的洛可可风格。新古典主义的朴素简单表达了资产阶级美德和与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价值观。新古典主义也是历史决定论的更加普遍现象的第一阶段，即利用现有的历史风格的大型水库中去建立文体表达丰富的演奏曲，去应对越来越广泛的建筑任务。建筑必须容纳已经显著增长功能类型的多样性。在专制主义时代，建筑仍然局限于宫殿和教堂。现在有一套新的公共机构设计。特定功能类型与特定历史风格之间的典型路线。法院、银行和中央政府建筑都偏向于新希腊风格。教堂和市政厅都偏向新哥特风格。私人别墅和排屋都偏向于新文艺复兴风格。因此，有一个能力更强、阐明多种社会关系的松散系统形成了。这个时代所有主要的建筑师（界）都具有从历史主义出发的建筑工作风格，例如：申克尔、克兰茨、索恩、巴里、拉布鲁斯特厅和卡尼尔等。在十九世纪，历史主义主导并且贯穿大多数西欧国家，实现了一个世纪的创新及个人自由程度的提高，包括经济和职业选择。这连接了经济自由主义，即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共和国或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支持下的经济自由主义。
亚当史密斯、巴普蒂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斯夏一齐阐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们主张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这些学者都是对抗重商主义限制作战思想的重要力量。
下一个巨大的转变是历史主义到现代主义。相比之前所有的风格，现代主义凭借形式的开放，满足它显著增长的多功能性，得以区分。这种开放性在不同于所有先前建筑的模拟局限性的空间理念所提供的理性抽象的基础上得以实现。正是这种新一层次的抽象性——由作为一种空间结构的建筑设计理念所提供——给予了现代建筑大量增加的革新技艺并且留给它一个大量增加的任务领域范围。然而，现代建筑这革新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的相关层次——与之前所有的建筑相比——同时取决于非常明确的形式约束和组成原则，当与之后超出建筑的风格发展相比时这一点开始变得清晰。现代主义者的设计才能已从对称、比例和完整的传统苛求的束缚中解除。它在分离、专业化和重复性的原则上致力于正交性和等级结构。这些形式的约束和组成原则很好地适应了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工业时期（上面的解释与大众成为建筑、建筑环境和人造世界的客户的社会民主时代社会同时期）。现代主义城市实现了第一次全面爆发，实现了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城市。这城市按照以下的基本功能类型划分：生产、管理、消费、娱乐、居住。对于每一个这些功能类型（社会交流的类型），现代主义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在功能上区分城市类型，实体不同的、分离的、特定的、重复的区域。这种方法在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Ville Radieuse），一个理想现代主义者（功能主义者）城市的设计中得以明确。清晰地表现了分离、特定和重复的现代主义原则。分区清晰并被明显地分开。
福特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历史上与民主、社会主义和（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政策一脉相承。 这一社会民主化意识的支持决定了国家资本化和在国家资本化一方真实存在的极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阵营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期间这一发展阶段转变为后福特主义、新自由主义，建筑必须在当今发挥效用，虽然显得勉强。这一适应后福特主义新社会经济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从对米塞斯和哈耶克工作的重新发现中浮现了出来，两人曾被表述为经济和政治思考的边缘长达40年。当米塞斯在1973年去世时，哈耶克生活在享受这一意外复兴的想法之中。他在1974年接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为1979年和1980年开始的撒切尔－里根新自由主义改革提供主要鼓舞人心的参考。撒切尔以那句“这正是我们所相信的”正是以哈耶克的‘自由的宪法 ’为范本。
现代主义者严格地规划和分区化支持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发展，但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规划。也许更糟糕的是，这些原因随着福特主义经济发展日渐沉重的干涉主义政治框架，产生了意料之外的负面影响，使他们更加被排斥。如同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以及它的凯恩斯理论一样，建筑的现代化“破产”了。现代主义的危机滋生了一系列快速的、探究的风格：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新理性主义、解构主义、褶皱、极简抽象艺术。这其中只有解构主义和褶皱坚定地面向未来并催生了参数化主义的种子，作为后福特主义21世纪划时代风格的建筑的唯一可行的候选者。
于我而言，参数化主义毫无疑问是在技术功能和（更重要的）社会功能方面上，适应当代社会体系、计算机时代的建筑学回应。这不是再次反复陈述参数化主义所带来的建筑社会任务的所有独创理念、空间形式能力和先进的发现形式与模仿能力——相反是参数化主义必须得以实现的一个概括性陈述：参数化主义的目标是创造后福特主义网络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密集、复杂、斑驳、动态、信息丰富并清晰的城市秩序。
当前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所需的程序化混合和协同作用。然而，在当前的风格多元化下，这种程序化的秩序持续被大量忽视，并在我们面前呈现为阻止清晰城市特征出现的丑陋的视觉混乱。在这一方面我的一个重要（最近的）声明是，一个广义的参数化主义能够调解对城市秩序、特征和清晰性普遍的、必不可少的需求，并且与我们的直觉相反，通过保护表面上不可控制、市场主导的当代城市化进程得以实现。这一声明是形成超越规划界限的自由和秩序，通过面向作为一种时代风格的参数化主义的分散学科的汇聚。
秩序正逐渐侵蚀在之前所有适应的建筑的风格转变。然而，自由和秩序长期的负相关在参数化主义的支持下得以逆转。它激进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革新同时在自由和秩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它促成了一场建筑创作自由和秩序能力的空前扩张，通过合理利用的算法与新的创作规则比如隶属、斜率和关联逻辑 。这里的概念是参数化主义的新的命令能力，将被用于每一个项目中去明确地表达程序化的协同效应和隶属关系，摆脱不加阻碍的企业土地利用和协同增效作用最大化。没有规划强施的援助，参数化主义的精神、美学价值与计算设计能力将引导城市环境发展面向连续表达和面向依赖路径的、自下而上的形成的独特当地特征。这一前景和通过维持清晰和面向增加社会复杂性的态度恢复并增强城市表达，是遵循对建筑独特和持续的社会功能的深刻见解：社会互动的交流空间架构。 直到现在，作为它的核心竞争力，建筑最为深远的社会功能贡献已从这一职业传统的责任中凸显出来。
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秩序的概念和前景清晰地表明了参数化主义概念与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相协调，并依赖于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控制。这个同一性质的概念也指向了参数化主义与无政府资本主义政治观念的潜在的一致性，如同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归纳和政治极端主义。虽然我是一名热情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资本主义政治理论者，并理智地发现从公共空间、街道和城市管理到警察部门、法庭和法律的竞争体系的一切事物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竞争这一概念的活力与合理性，我不能也不会——并且当然不是必须——将参数化主义的前景联系在无政府资本主义政党的项目上。我是且一直是一个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我强烈地意识我应专注于作为共同进化的社会子系统的建筑自组织系统之中。参数化主义是且一直是建筑对我们当代的、后福特主义和计算机授权引致文明化的回答，即便政治体系不按照自由论运动假设和宣传的方式进化和发展。建筑不是可以裁决那些政治争辩和争论的斗争场所。它是能够通过全面的政治现实意识（而不是只有政治潜力）解决它自己独有的任务和决定自己的竞技场。这就是为何政治争辩或许反映在其论述中，但必须避免它开始淹没于政策之中以致于不履行它推进建筑环境的适应性改造的责任。
前卫建筑的推测或许试图通过引用前沿政治趋势和倾向，从当前的政治现实中推断，没有沦落为徒劳的乌托邦式推测。这是我近期在激进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支持下，在关于解除的参数化都市主义的负面猜测过程中尝试去做的。这当然是一种认定这类推测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的主观判断。在我的判断中这样的推测不仅与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否可以切实实现有关，还因为它推断当前的趋势并提供有效信息，对当前的条件或假设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前进方向。
不同于与受左倾鼓动的倒退思想，近几十年市场自由化的建筑推测，回溯到1970年代，一个受无政府资本主义鼓动的建筑推测更具有合理性。我认为这不仅更现实也可能是建筑设计的一个更具创造力的引擎，因为它允许我们预测未知的领域。自由国的建筑设计竞赛为此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机遇。
尽管这样的设计研究是（在政治上和建筑上）激动人心的，我为自己设立的首要任务暂且是将参数化主义推入主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一个可行的、对于我们城市文明的蓬勃发展而言日益迫切的任务。